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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民知县—刘业嵘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这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终极追求。明崇祯年间元氏知县刘业嵘，为了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，不惜牺牲自己身家性命的精神，似巍峨的丰碑永远屹立在燕赵的大地上、镌刻在元氏人民的心目中。
刘业嵘，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青州府乐安县高刘庄(今山东省广饶县稻庄镇高刘村)人，明朝崇祯九年(1636)中丙子科举人，崇祯十年(1637)考中丁丑科第三甲第77名进士后，到直隶真定府任明朝元氏县的第63任知县（整个明朝元氏县共有64任知县）。据其籍贯地的《刘氏族谱》记载：刘业嵘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，自幼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。其祖父为“寿官”（寿官：明朝出现的一种官名，只在恩诏颁布时才得以赐给。当时被评为寿官是一个县都很荣耀的事情，整个明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，仅授过十九次，累计也只有几百人被评上）；其父辈兄弟3人全部为庠生；到刘业嵘这一代，堂兄弟共13人，其中：进士1人，太学生1人、庠生11人；刘业嵘的2个儿子，也全部为庠生；其孙辈等后辈庠生、监生等文人若干。
据史料记载：明末时期的元氏县城为石头建筑的小城，又靠近西山诸寨，比起一般的砖土城要坚固安全得多，所以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有十多个州县的百姓在元氏县城避难。明朝崇祯十一年(1638)，贼军大部队攻打元氏县城，个别抗拒的百姓都被贼军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杀害了。
在元氏县城兵少将寡又无外部援兵的紧急情况下，知县刘业嵘应该是充分考虑了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等儒家思想的因素后，果断下令打开城门，火速组织城里的百姓往城外的山里逃跑，以避免被惨杀、被掳掠的危险（当时贼军破城的目的一般是掳掠百姓，抢劫财物，而非攻城略地）。在百姓们逃走，城门还没有来得及关闭时，贼军顺势攻进了县城，此时绝大部分的城中百姓已经安全的躲进了山中，避开了这次大的劫难。
当崇祯得知，元氏县城被攻破主要原因是刘业嵘“开城放民”引起的，便将这位百姓心目中勇于负责、敢于担当的爱民知县定为“迎贼知县”，并按照“谋反”的罪名判处其“决不待时”（关于刘业嵘知县的判决结果两处史料记载不一，具体史料后详）。
贼军将元氏县城掳掠一空撤退后，百姓们又陆续回到了被兵燹的县城。当大家听说朝廷对刘业嵘知县的判决结果后，都被这位深明大义的“救民知县”，那种勇于自我牺牲和敢于担当负责的大无畏精神感染了。在悲伤、感动、惋惜之余，全城百姓自发为“救民知县”刘业嵘建立祠堂来祭拜他。
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史中，普通百姓能自发给一位朝廷已经按照“谋反罪”判决的知县，在当朝建立祠堂并进行祭拜的事例，除此之外应该是绝无仅有的。正所谓：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”，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刘业嵘知县在当地百姓心目中的政声、威信、地位及影响力。
关于“救民知县”刘业嵘的生平事迹，历版《乐安县志》、《广饶县志》及其籍贯地的《刘氏族谱》等史料均无详细记载，仅记载有：刘业嵘，乐安人，明崇祯丁丑科进士，元氏县正堂等基本信息。但民国时期的《元氏县志》及明末清初的《烈皇小识》、《三垣笔记》等稗史笔记中对刘业嵘知县的事迹有所提及，尽管各撰述者行文立意、价值尺度不一，彼此记载存在矛盾冲突，有的还存在张冠李戴等明显差误，有些措辞具有明显的时代性、局限性，但其“救民”事迹相互印证，基本上能了解到刘业嵘任元氏知县期间的命运轨迹。相关史料段落摘录如下。
民国二十年版《元氏县志·故事史事》记载：
明朝崇祯十一年(1638)十二月初四日，贼兵至元氏，城溃。
按：元氏改建石城小而固，又近西山诸寨。是年避难元邑者十余州县。闯贼至，有逆者被害更惨。民咸震恐。知县刘业嵘因事急无奈，开城门令民逃山中。故城虽溃，而民未被惨祸，后民为刘业嵘立祠祀之。
明末清初文秉撰写的编年体野史《烈皇小识》第六卷记载:
崇祯十一年(1638)十一月“清兵越都城西掠，破高阳，旧枢辅孙承宗合门死难。破吴桥县，知县刘业嵘迎降，遂南掠至山东，(卢)象升南下，逐之。崇祯十二年(1639)七月，戮失事诸臣于市：保定巡抚张其平、山东巡抚颜继祖、总兵祖宽。太监邓希诏临刑肆口讪上，极其无状，闻者咸发指。而顺天巡抚陈祖苞，预服毒自尽狱中。恩县知县王应元等，亦以失守被刑。刘业嵘以迎降故，诏‘谋叛律，决不待时。’妻子入官为奴，家产籍没，父母兄弟流二千里安置。而(陈)祖苞子编修之遴(陈之遴，刘业嶸同榜进士，榜眼)、继祖弟监事光祖，俱以犯属罢斥。
明末清初李清撰写的《三垣笔记》记载:
又拟弃城知县刘贯(崇祯九年，清兵入喜峰口，陷昌平、安州等十六城。赞皇县知县刘贯弃城逃走)与迎贼知县刘业嶸(崇祯丁丑，乐安人)不时决，上命改弃城者为秋后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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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9-9 08:28:34
